我当选就废除对外国留学生限制令

小五

编者按：法国总统大选将在今年四月举行。由于目前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法国跟大部分欧洲国家更深受严重的债务危机的困扰，未来的总统将如何重振法国经济、领导国家走出危机，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报决定采访有关的候选人，向他们提出就业、税收、教育、移民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第一个接受本报书面专访的是目前民意分排在首位的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其他候选人如果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将同样刊登以飨读者。

欧洲时报：您曾说过，如果您当选总统，那些从18岁就开始工作的人和已经工作了41或42年的人将可以在60岁退休。这是否说明您的政党已经决定放弃将60岁恢复为合法退休年龄？为什么？35小时工作制会不会有变化？

奥朗德：我的计划很明确。右派在退休方面的改革既不公平也不可行，它尤其伤害了那些很早就开始工作的人，其资金也只能支持到2018年。如果我当选总统，一上任就会协商一项新的改革，更加公平和持久，让那些缴够了分摊金年数的人重新获得60岁退休并领取全额退休金的权利，还会就其他方面与劳资各方展开协商。

右派在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方面的批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为我们每小时的工作成本和年工作时限其实与德国持平。

欧洲时报：现在的失业率达到了新高，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全民就业是您的目标吗？您打算如何实现不同代的劳动者之间的互助？

奥朗德：自从尼古拉·萨科齐担任总统以来，法国的失业者增加了一百万人。全民就业当然应该是我们的长期目标，然而在目前10%的劳动人口失业的情况下谈论它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先“止血”。为此我们只能选择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促进生产。这也是为什么我把“生产协议”（pacte productif）作为竞选纲领中心内容的原因，它包括采取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行动、打击企业外迁、支持投资与创新等。

另外，我还提出了“代际合同”（contrat de génération）的建议，即对于保留一名年长员工并与一名年轻人签署不定期工作合同的企业，削减其应缴纳的社会分摊金，以此来治理年轻人与年长者的失业现象，同时组织好这两代人之间劳动技能的传承。

欧洲时报：您打算增加学校教职员工数量以保障学生的学习成绩，那么您是否也想过要改善学校教育的质量？例如，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吸引优秀学生成为教师？

奥朗德：右派为了缩减预算而牺牲了学校，甚至使其无法正常行使职能。不过我期待的学校重设不能被简化为只有数量上的变化和一种数字政策。我们知道，如今的教育质量，也就是专家们所说的“好老师出好学生”，是国际上公认有效的教育模式的主要成功所在。然而我们在法国看到了什么呢？教师培训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被大幅缩减。这一行业面临着惊人的危机：大学生们如今都在避免从事这一美好的职业。2011年为拥有中等教育教师资格（CAPES）者提供的岗位中，有20%因为缺乏应征者而没有招到人。

要想吸引新人，我们必须恢复这一工作的价值，不仅指物质上，也指精神上。首先，我们要响亮地强调，教师是要学习的。无论是最初的培训还是后续的“回炉”培训，教师培训都将是我所主张的改革的关键。另外，现在应聘教师都需要业士以上5年高等教育文凭（即“硕士化”），而并非所有学生都有财力来完成这一延长的学业，因此，我将设立一套预招聘制度，从经济上支持他们中最好的学生，并帮助他们为从事这一职业做好准备。

欧洲时报：现任政府的移民政策引发了很多争议，其中包括针对限制外国留学生获得工作居留的2011年5月31日通函的，也有针对不断增长的被驱逐者数字的。您是怎么看待移民问题的？您认为移民已经威胁到了法国人的就业吗？您打算取消盖昂的5月31日通函吗？

奥朗德：在移民问题上，即将结束的这一个总统任期集中了低效、不稳定、不公平甚至是不负责的特点。我的移民政策将建立在透明、稳定、公平的规则之上。一方面我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尤其是偷渡网，因为它们伤害了那些男男女女受害者；另一方面我将明确、持之以恒地为合法移民带来安全感。这些是移民能够在我们国家成功融入的必要条件。

至于外国学生，最近我刚接待了代表这一学生群体的团体，并承诺将废除去年的5月31日通函。这份通函说明政府直接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因为政府起先鼓励工作移民，今天却又闭关自守起来，有违于经济规律和自己原先说过的话，并损害了法国的威望。因此，我希望能向那些为法国带来才干的外国学生传递一条积极的信息，并为法国和外国的大学交流带来推动力。

就整体来说，工作移民和其他移民一样，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法国有着向世界开放的悠久传统，它也必须控制自己的移民流。在这方面我非常倚重与议会的对话，将向其定期提出这一问题，并咨询社会各方的意见。

欧洲时报：您同意为了保障外国人子女的合法权益而采取对他们有利的“平权歧视”做法吗？抑或您只是坚持共和原则？另外，您曾说过支持外国人享有选举权，那么会从何时开始实施？

奥朗德：事实上，您在提出有关外国人子女的问题时，所涉及的就不再是移民，而主要是法国人了。请允许我明确这一点，因为如果要避免将不同代的人的问题混杂在一起，就必须严谨。关于对移民子女的平权歧视政策，我清楚地了解拥护它的人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我不认为平权歧视是一个好的答案。它依靠的是将出身或肤色上的差异制度化的做法，而这与我们的传统和文化是背道而驰的。不过，我的纲领中也有很多打击歧视的建议，例如在住房和社会融合方面、促进无文凭的年轻人就业方面、市区重建和地方公共服务方面等等。我将采取措施，对各种歧视现象严惩不贷，无论它们藏匿在何处。我再次重申，法兰西的灵魂就是平等。

关于外国人的选举权，已在法国合法居留了5年以上的外国人将获得参与地方选举的权利。这将使他们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市镇就与其相关的公共服务的开展做出选择。这一制度已经在来自欧盟国家的外国人中实行了。我认为这一做法是在遵守共和国价值与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共同生活的有效手段。

欧洲时报：法国的华人社会与整个亚洲、尤其是中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很想知道，您是否同意某些法国政界人士提出的“欧洲保护主义”说法？您1月22日在布尔热大会上曾提到不能接受中国的货币无法自由兑换，并且不能接受这个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拥有巨大顺差而货币却不升值。那么您有什么计划来促进人民币升值吗？

奥朗德：我丝毫不认为欧洲可以关起门来生存。世界上的各大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是相互开放的。这是我为什么不赞同欧洲保护主义概念的原因，它试图让人们相信今天的欧洲脱离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生活得更好。相反，在贸易政策上我相信互利互惠。另外，世界贸易组织的角色就是确保交换规则的公平。从长远来看，这一互利互惠应体现在货币、社会和环境上。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了要在我们的贸易政策中加入环境标准：污染严重的产品，例如对二氧化碳排放应负更大责任的产品，要比环保的产品缴纳更多的进口税。

人民币的汇率和兑换也是如此，最终也要实行互惠原则。我注意到，中国央行已经宣布有意实现这一货币的可兑换性，虽然相关日程表尚不明确。因为中国的投资者可以在欧洲自由兑换欧元，而相反的程序却十分困难，这是不正常的。中国当局显然对这一问题很清楚。我希望我当选共和国总统后能促进这一改革日程的加速。另外，美国方面也持同一立场，并同中国政府展开了谈判以取得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升值，这将有利于平衡贸易往来。

欧洲时报：您能否明确一下您的纲领中有关将所得税与社会普摊税（CSG）合并的部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么做可能会“损伤家庭消费力和国家的活力与吸引力”。您怎么看待这一风险？

奥朗德：首先，这是一种令个人纳税更加公平的合并。所得税与社会普摊税的融合将在对个人收入的简化征税框架中完成。伴随这一融合的还有征税基础的扩大，因为我希望对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同等征税。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改革：如果我们想提高劳动的价值以恢复国家的活力，就没有理由不对资本也征税。这一改革不会对消费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它是中性的，甚至对大多数法国人是有利的。我已经说过，不会有税额的整体提高，我们所做的只是让税赋的分摊更加公平。

欧洲时报：您曾说要把恢复法国的工业化作为优先考虑的事务，那么会不会设置环境方面的门槛或标准？

奥朗德：当然会。恢复工业肯定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首先，我们的星球目前已经够令人担忧的了，不需要再加剧这一局面，保护它甚至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另外，我相信环境和生态是走出危机、重振经济和恢复工业的有力手段。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我们将在边境设立一种碳税，并鼓励发展可更新能源。遵守这一系列手续的企业将得到支持。我们还将为投资这一领域的企业的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监管与金融环境。我们将实施一种真正的可更新能源工业政策。

欧洲时报：本届总统大选将在一种非常严峻的经济背景下进行，尤其是法国失去了三A评级。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说过，“政治是国家的，而经济是世界的。”如果您当选总统，将如何恢复法国经济的信誉？

奥朗德：信誉的重建需要通过两件事情。首先必须实现更大程度的稳定。现任政府制定了一条条金融法案，又紧跟着一条条金融修正案，模糊了法国经济的形象。如果我当选总统，会在任期之初就确定一些规则，并坚持执行。无论是立法还是税收方面的规则，都要确保稳定的原则。第二项标准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严谨和成效。在这方面，我们很难比最近5年做得更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把经济复兴列为纲领的中心内容：复兴金融，复兴生产，复兴士气。

欧洲时报：标准普尔欧洲主权评级主管克拉梅尔称，“欧盟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找到适应欧元区危机规模的解决方案。”“欧元区爆发危机的首要原因是自欧元使用以来，一些欧盟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差距不断拉大。”您同意这一说法吗？您有哪些建议来缩小这一差距？

奥朗德：如果说欧盟国家领导人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案来对抗欧元区危机，是因为他们过分专注于预算自律和紧缩。当然，要重振经济就必须艰苦，然而艰苦本身并不能带来什么。我注意到，在标准普尔调降法国评级的原因中，有一条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不够。”这一点是我想纠正的，如果法国人选举我作总统，这也将是我与欧盟各方合作伙伴协商新条约的方向。有很多措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我想到了一些“飞跃计划”，想到了将欧洲投资银行的资金引向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还有令欧洲央行的政策产生变化。显然最终欧元区将朝着协调经济与税收政策的方向发展，否则相同的原因还会产生相同的后果。

欧洲时报：接连发生的危机不仅显示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本问题，也显示出被许多欧洲国家左派标榜为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民主模式（编者注：其中心理念就是在尊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改善福利，2007年爆发的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使凸显了资本的迅速、高度集中和人的价值的迅速下降，这种两极分化的加速使许多欧洲人开始反思所谓社会民主理念的可持续性）的局限性。有些人开始呼吁走出这一社会民主模式。您是否同意？如果不同意，您有哪些建议？

奥朗德：世界已经变了！经济、生态、社会学、人口的已知条件都已经被打乱，并导致了猛烈的危机。产生于经济增长年代并被我们沿用的模式也必须适应所有这些变化。我们的制度必须及时更新，必须现代化，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新的挑战。然而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面对右派受到犬儒主义、民粹主义蛊惑并痴迷于紧缩的状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即根植于对话的改革愿望。

（欧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