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记者:电视台不可缺少的人员
招聘记者同时被称为打工记者,打工记者的出现主要得益于电视改革,尤其是制片人制度的实行,所谓的制片人制度也就是一个栏目的财权、*都掌握在制片人的手里,而制片人要把节目做得好看,又要少花钱,大量地使用招聘记者无疑是最好的出路。因为招聘记者和台里没有归属关系,几乎无需发工资或者只要很少的工资,没有养老、医疗甚至住房的负担。另外,敢来京打工的记者大多数都是在地方上小有成绩才敢到京城里来“混”的,也几乎都是破釜沉舟不留退路的人,不论从生存的角度还是事业发展的角度都会十分地听话而且干劲十足,会给节目带来无穷活力。若是用台里的正式职工,因为有招聘记者垫底,自己是一等人、二等人,和制片人一样都是台里的人,互相都知道彼此的底细,在工作中难免要讲价钱、讲条件。因此在一般栏目中,台里的正式记者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都任个一官半职的,最次的也可以干干策划,很少冲到第一线去采访,栏目组的中坚力量,也就是“出菜的”还是招聘记者。对于这些招聘记者,电视台是不愁人来的。而人来人往,还能不断地带来新空气,所以一般的电视栏目宁愿使用大批的招聘记者。著名的《焦点访谈》栏目组里,三分之二的员工是招聘记者。据知情人士透露,甚至大名鼎鼎的方宏进、曹颖每天都是拿着出入证进出中央电视台的。北京电视台的一些栏目甚至只有三、四个台里的职工,其余的都是招聘记者。
打工记者的苦:有苦说不出也无人诉
招聘记者的身份一直是难言之隐,在台里,他们往往被称为“四种人”、“五种人”,其实四种人、五种人,也有说是四等人、五等人的,有的干脆就叫“临时工”。第一种人是台里的元老级的职工,第二种人是“台聘”,第三种人是“部聘”,第四种人就是“栏目聘”也就是招聘记者,还有在各个栏目里穿梭打工的就是第五种人,就是临时工。这些人进台无需签合同,和有胸卡的台里人不同的是,招聘记者只有一张随时供武警检查的出入证,而且还要一年一换。没有工资、保险、住房、职称评定等一切单位职工能享受的待遇。当然有的栏目为了鼓励大家的工作热情发一个基本的保底工资,通常500到2000元之间不等,其它的收入就是记件算钱,按片子付费,多劳多得。在一般单位已经普及的医疗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大量报道其它单位不注意保护职工权益的电视台却是“灯下黑”,打工记者几乎都没有给上养老、医疗保险。感冒了、发烧了都得自己掏腰包,所以干上了招聘记者只能祈祷自己别生病,如果生病了,不但没法挣钱了就连辛苦搏来的一个位子都会被人代替。说起打工记者的苦,真是一言难尽,而背井离乡来京创业,自然无法和亲友、家人倾诉,亲人希望看到的是衣锦还乡你,所以有苦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北京电视台《第七日》的摄影师郭淼是个内蒙来京的打工记者,作为《第七日》的主摄,演播室里的掌机、灯光、布景玩个全活,把元元照得魅力十足。在今年春节的时候他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回家的纪录片。纪录片里,汪淼自述为了工作,已经一年没回内蒙老家了,和下岗多日的妻子、乖巧的女儿也一年没见面了。回家的时候,全家欢天喜地的,鞭炮齐鸣的。但是欢乐的时光就是那么短暂,元元催促他早点回京干活,就在郭淼要离家回北京上班的时候,小女儿撕心裂肺地边追边喊:“爸爸,什么时候还回来?什么时候带我去北京……”黑暗的背景里,我们看不到郭淼是否在哭泣,但是伴着他小女儿的哭喊,看电视机的人心里都酸酸的。郭淼还可以借助他所在的媒体,在充实节目内容的同时,将自己的心酸苦恼都搬上屏幕,让更多的人了解,而更多的打工记者的烦恼却只能自行消受。因为你没有组织,没有身份,几乎很少人关心你的成长和生活,你仅仅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走掉,无需打招呼的“临时工”。
打工记者的辣:辣到了自己,辣透了心
打工记者当中有很多业务强的好手,他们的水平甚至远在台里职工和制片人的水平之上,如果能混上个出镜记者当当,加上所作的片子受欢迎,在观众中就会有一定的威信,记者的自信就会建立起来。如果这时候还能和制片人、台里人保持谦逊的态度,好处还是不愁的,但是如果稍有怨言就会危及生计,北京电视台某栏目的一个打工男记者就有些恃才傲物,又总是爱似有所求地抱怨:干得再好也不能给我转正,北京电视台能给我评职称吗,能给我上各种保险吗?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制片人不爱听了,加上在几次选题会上和制片人又顶了两句嘴。制片人给他留面子,没有当时让他走人,在又招聘来几个记者后,再开选题会,他的选题就始终通不过,出镜的机会也派给了别人,一连几个星期他都没节目作。组里新来的记者拼命干活讨好制片人,他觉得苗头不对想找制片人吃饭缓和气氛,但是制片人却总是推脱。如此这般,几个星期后,没有了收入,任务也完不成了,不用制片人说话,他也没打招呼就走了。虽然不久后凭借实力去了一家新媒体工作,但是在电视台的教训使他明白了:“打工记者只能夹着尾巴作人,想要辣一些,最终只能是辣到了自己。” 打工记者的酸:酸到骨髓,无法释怀
背井离乡在京创业,会有很多心酸的经历,而最让打工记者心酸的就是劳动成果的被剥夺,张洋是北京电视台某栏目的招聘记者,在采访中他发现了一个跨国经济纠纷的报道,在报道了第一期后,社会反响极其强烈,并引发了其它媒体的联动报道,组里的台里正式记者看到这是一个能“出彩儿”的选题,就也要强挤进来参与报道,制片人当然要平衡各种关系,在制片人的安排下,后几期的追踪报道成了大家合作的节目。合作的节目不但没有发挥出合力,反而由于不了解情况做得支离破碎,反而是张洋的第一篇报道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在评奖的时候,一个人的奖项变成了大家的功劳,依照惯例小张的名字被排在了最后。如果说荣誉的巧取还可以容忍的话,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对于劳动报酬的豪夺。王馨是一个东北某电视台来京发展的女记者,曾经参加一个国庆献礼节目的拍摄,节目已经播出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节目的费用始终没有到位,催促了几次后,只付了很少的一部分,待要再次催促的时候,制片人便以经费没有到位等各种理由搪塞,王馨写信将自己经济的窘迫告诉制片人,依然没有感动制片人,只是五一推十一地往后推,最后曾在一个组作节目的明眼人告诉王馨,制片人是看中了她的人,只要她……就可以拿到剩下的钱了,王馨一气之下想告到台里,但是制片人是台里的老人,她仅仅是一个招聘记者,台领导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存在,况且真要告状,伤人又伤神。对于打工记者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不干活就没有生活来源,最后她只好息事宁人,几千块钱也不再要了。但是这样屈辱经历每每想起都心酸不已。在洞察了世态炎凉的同时,她对作电视的人的素质甚至北京男人的评价都大打了折扣。
打工记者的甜:苦尽甘来不容易
之所以有众多的打工记者愿意在京城飘,愿意在电视媒体里混,就是因为现在的现有的一些媒体还是能带来种种的“好处”。尤其是混进了中央电视台,更是和地方媒体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视野会更加开阔,认识的人会更多,事业的积累也会更加丰厚。最起码的,在你出去采访的时候,你可以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如果不是曝光,根本没有人来查验你的央视记者身份。你可以十分自信地声称,我是中央电视台某某部某某栏目的记者。下面自然也是礼遇有加:白吃、白住、白旅游,临走再拿点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还有的栏目本身就有创收的性质,一部片子既能宣传下面,又能在栏目中得到应用,要个几万块钱的辛苦费也是稀松平常。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稿子发了,少的一两万,多的三五万也就落进了记者的腰包。此外还有作节目的经费,下去一趟可谓大丰收。所以对于招聘记者来说虽然嘴上抱怨出差又累又苦,但是一有机会大家还是都争着前往。最近几年,招聘的记者多了,队伍杂了,地方上的人也学精了,有的记者收了钱不发稿,于是央视的纪检部门总能收到举报电话,但是央视的人会很巧妙地处理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没这个人。”私下里就让招聘记者走路了,当然招聘记者在台里混了多年,路不熟,人也熟了,于是再转到其它的栏目继续发展。当然也有一些记者也能通过走招聘记者的路而修成正果的,业绩突出的记者所作的作品屡屡获奖,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再加上台里人头熟,上面有人说话,最后成为台聘或者部聘,甚至落一个制片人当当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其中是业务强又能混上个出镜记者,或者是成了奇货可居的主持人,在缺乏主持人,特别是记者型的主持人的时代,这样的打工记者也就有了出头之日。像央视的的《焦点访谈》的几个大牌记者就修到了正果,成了节目中独当一面、不可或缺的人物。而有的记者在央视混下了资本,结交了庞大的关系网在跳槽再其它的媒体,往往既能当个小官也能落得个各方面待遇都不缺。比如赛迪影视、光线管理集团就收编了很多有才、有识的招聘记者,在待遇工资职位等方面都得到保障后,这些人又焕发了第二春。
对于招聘记者也好,打工记者也好,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对于电视节目的发展,荧屏的繁荣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给电视事业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这群人在中国传媒发展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对于电视台还是一个栏目的发展,这支流动的队伍的存在越来越呈现出了种种弊端。特别是对那些想保证节目质量,力求长期发展,希望长期留住人才的栏目来说,招聘记者的惯例和使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纰漏。因为一个招聘记者已经十分熟悉一个栏目的流程了,但是招聘记者的身份在总是得不到承认的情况下,随着养老、医疗、住房等问题的不断出现,使得一些30几岁的招聘记者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他们往往不打招呼或者根本无需打招呼就离开了栏目组,栏目组虽然可以再招人,但是招来的人能否达到原来的水准,节目能否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都会打一定折扣,这也是造成一些栏目无法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目前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栏目已经开始给一些记者上人身意外保险,但是是否能上养老和医疗保险还是个未知数。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也表示要实行全员聘任制,但是这样的说法已经喊了两年依然迟迟没有实行。招聘记者管理上的一些弊端,其实就是对于人才不同程度的不尊重,现在的打工记者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凭借着对于事业的热情来到京城的电视台打工,年轻时的所得十分有限,当面临成家立业、以及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时,他们往往一片茫然。一直是一个打工的角色,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很多人的前途依然渺茫。在没有保险、没有地位、没有升迁发展的希望的时候,年轻时的那一点积累又何以应付未来的生活和事业。我们希望尽快看到唯才是用、任人唯贤的人事改革阳光能尽快照到电视台,照到电视打工记者的身上,这样无论对于打工记者这个群体的成长还是电视事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