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人物志王全安：《白鹿原》不得不说的事

一闪

王全安微笑面对

王全安的电影人生

王全安谈自己的电影人生

王全安生活充满动力

王全安神情轻松

王全安谈工作

　　采访、撰文/王玉年 摄影/郑福德


　　新浪娱乐讯 几乎每一个参加《白鹿原》的演员，在柏林见到我都会说，“原来有两场戏很好看，但是现在被删掉了。”


　　在柏林电影节的记者会现场，王全安话里有话，“即便《白鹿原》只有40%的力道，在柏林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


　　坦率讲，《白鹿原》在柏林的处子秀没有获得媒体预测的轰动性成功。电影节场刊上，《白鹿原》的影评人综合打分是1.9，排位在所有竞赛片中据较后位置。尽管有不少媒体对于《白鹿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鼓励和肯定，但也有部分外国媒体认为电影过长，叙事不够完整。作为一部备受中国影迷期待的电影，《白鹿原》的登场有些跌跌撞撞。


　　但毫无疑问，《白鹿原》值得中国观众去影院欣赏的电影，按照导演王全安的话说：希望《白鹿原》可以让我们找到根，承认自己，原谅自己。


　　很多人诟病《白鹿原》为何戛然而止，许多线索没有得到充分的铺陈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但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白鹿原》在电影节官网和宣传册上最初显示的片长分别为188分钟和185分钟，而实际上映的版本片长只有160多分钟。在国内之前举行的一次非公开试映活动中，《白鹿原》片长为220分钟，而那次放映得到了文化圈名人的一致好评。


　　据知情人士透露，《白鹿原》最初交送电影节审片的版本比现在放映的多了20分钟，主要的删减集中1938年之后的故事。其中成泰燊饰演的白孝文戏份删减最大，与这个人物有关的所有线索都出现了一个问题。而《白鹿原》主演张丰毅看完电影几乎彻夜未眠，他与刘威在电影放映之后，取消了全部的媒体采访。


　　在柏林电影节闭幕的前一天，我在阿德隆饭店见到了王全安，他的嗓子有点沙哑，我也严重睡眠不足，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开始了。谈到电影创作，王全安滔滔不绝，轻易就可以感受到他饱满的创作热情。而谈到电影在制作完成后面临的种种客观问题，王全安却总是透露出些许无奈，说话的速度也放慢了很多，似乎害怕不小心触碰到什么。


　　正如白鹿原子民多舛的命运一样，电影《白鹿原》从开拍到之后，注定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故事。从内蒙古海拉尔开机，到柏林电影节首映，按照导演王全安的话说，这比电影还要好玩儿。


   “站在柏林的舞台上，开始思索《白鹿原》”


　　新浪娱乐：什么时候开始酝酿要拍《白鹿原》，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拍了？


　　王全安：第一次是2004年底，西影厂找我拍《白鹿原》。我当时刚把《惊蛰》拍完，因为非典，德国的一笔钱没了，后期资金不够，西影厂给了我钱。然后西影厂就想要我拍《白鹿原》，


　　预算3000万。但我当时不习惯改编别人的小说，拍摄宏大题材的电影。


　　但我本身也爱写剧本、爱戏剧，在能力上不排斥创作。我也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电影，就答应了。然后芦苇弄剧本，弄了一年多，剧本没通过。后来我又自己弄，主要是为了向西影厂交差，写了大纲，后来发展成剧本了，16天写完。交了差我就打算撤了，结果厂里一看，觉得还挺有意思。当时我也没多想，因为不是冲着送审去的，是冲着拍摄去的，所以创作比较松驰，结果电影局看了看，提了点意见，通过了。


　　新浪娱乐：当时已经是2006年了？


　　王全安：对，结果西影厂没钱了，大家都想不到，西影厂怎么会没钱呢？那会儿西影厂刚卖了一块地，有一亿多资金，他们说没钱了，我很意外。当时我就把剧组解散了，后来改编的版权卖到北京一家公司去了。


　　新浪娱乐：北京的公司找过你吗？


　　王全安：跟我谈了，我听他那个路子不行。


　　新浪娱乐：什么路子？


　　王全安：他想按商业电影操作，但钱不够，然后一直在炒作。我觉得不是那个状态，像《白鹿原》这种作品，就像文物似的，没有把握你别碰。


　　新浪娱乐：他们都怎么炒作呢？


　　王全安：不停换导演，不停折腾。你记得那时候媒体上演车轮大战吗，先宣布一个导演，过几天再换一个，好像把所有能说的导演都说了，我估计他都没找人家。


　　他们找我谈，我回绝了。接着就拍《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团圆》。《团圆》2010年在柏林得了最佳编剧奖，我当时在台上想的事情跟柏林电影节一点关系都没有。舞台灯特别亮，我当时心里面特别温暖。我的念头是：这下，我可以好好拍电影了。


　　新浪娱乐：《图雅的婚事》拿的是金熊，你岂不更兴奋？


　　王全安：没这个概念。


　　新浪娱乐：为什么呢？


　　王全安：当时我觉得，大环境还没到可以让人认真拍电影的地步。我们推崇的那种形态，其实是很有局限的。


　　新浪娱乐：是观众的接受能力吗？


　　王全安：观众就更不用说了，我是指创作。当时电影界里总是要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东西，这不是我想要的。《团圆》那时候，我感觉时机到了。最典型的例子，《团圆》这样一个海峡两岸的题材，柏林电影节的国际媒体没有一个问政治问题的，不是每次都审问我为什么拍这电影，你在中国怎么怎么着。


　　当时有德国记者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忘了在看中国电影。他问我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说太棒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当我带着《团圆》在台上领奖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一旦打开了，里面的东西特别绚烂，有太多可拍的东西了，好像打开了一柜子珠宝。回来就三月份，我找了电影局谈话，之前那个剧本过审的时间过期了，要重新申请。我大概和领导介绍了一下我的想法，他们就觉得这是个好片子，9月份我们都开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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